小说短短七万字，剧版要怎么拍成三十五集？
《长安的荔枝》播出后，很多观众应当是抱着这样的疑问开看的。
果不其然，剧版在小说的基础上增加大量原创内容，不仅细化了原男主李善德运荔枝的始末缘由，还扩写了一条左右相势力在朝堂外博弈的权谋线。
把中短篇故事扩充为体量不小的长剧集，《长安的荔枝》并非首例，早年有《潜伏》《七月与安生》等，近年也有《九义人》《三大队》等。
这种改编思路的背后，是影视再创作的需求，也是满足商业化的考量。
《长安的荔枝》首发于2021年，作者马伯庸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为灵感，仅用时十一天创作出了这个古代版打工人拼命完成领导KPI的故事。
书中，大唐小吏李善德被迫接下一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岭南运鲜荔枝到长安，鲜荔枝三日味变，而岭南距长安五千余里。为了家人和生存，他只能凭算术与毅力放手一搏。
李善德运荔枝的故事串联起了盛唐危机下从权贵、官吏、果农到外商的众生百态，也暗讽了职场潜藏的种种陋习和封建王朝权力的腐败。
全文贯穿古今、新颖凝练，读起来确有酣畅淋漓之感。
其影视化潜力也深受认可，发布次年就先后传出影版、剧版启动筹备的消息。
根据故事风格和体量，《长安的荔枝》被普遍认为更适合拍成电影或短剧集，没成想剧版最终会是三十五集的长剧。
对比来看，剧版对小说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扩充。
一是细化李善德运荔枝的起因经过结果。
比如李善德被算计接受运荔枝任务的情节，剧版比原书多了同僚们在背后找理由推诿的桥段；原书对李善德女儿袖儿的描写甚少，剧版反而有借她的视角来展现父女二人品性和感情。
在李善德精通算术之外，剧版还给他增加了擅长种植的技能点，从出场就在侍弄牡丹到帮荔枝园防治虫害，也为他能成功运回荔枝做了更多铺垫。
这部分改编较小且聚焦原主线，因此没什么争议。
二是围绕原创人物郑平安新增了一条左右相势力在朝堂外博弈的权谋线，这正是剧版改编最大的争议所在。
剧中，李善德小舅子郑平安出身名门，因故被家族驱逐沦为左右逢源的“陪酒侍郎”。就在姐夫被算计送荔枝的同时，他也被左相势力选中，要孤身潜入岭南，暗中寻找右相与地方刺史勾结的证据。
这相当于把小说中层层剥开的权斗暗线直接改为明线，而且篇幅上与运荔枝的原主线旗鼓相当。
为此，剧中还增设了女胡商会长阿弥塔、情报站长云清等新角色，以及对原著中岭南刺史何有光、刺史掌书赵辛民、老胡商苏谅的前史进行补充，让他们要么分属左右相阵营，要么与右相相关的势力有仇。
这部分改编达成两重效果，让剧版的轻喜色彩和戏剧冲突都更强烈了。
李善德耿直执着，郑平安圆滑世故，偏偏前者专克后者，二人“小品式”的对白中有不少笑料。其他如何刺史与赵掌书这对主仆，各种鸡同鸭讲、虚与委蛇的戏份也很有趣。
而郑平安假冒密使哄骗何刺史的投诚信，李善德因运荔枝任务也意外搅合进来，三方的勾心斗角被编排得好笑之余也不乏紧张刺激。
但是，大篇幅扩写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
增加权谋线稀释了原本运荔枝线的浓度，原书脉络清晰、节奏明快，剧版就显得“慢热”了许多。甚至有些集数运荔枝毫无进展，反而在插科打诨中主推权谋。
单看这条权谋线也不算出彩，无论是假冒使者做间谍的桥段，还是小人物“复仇者联盟”的套路都在不少古装剧中上演过，自然谈不上新鲜。即使不说累赘的问题，郑平安突然被左相选中、去偷听杀人等情节，也被指摘逻辑不通、过于儿戏。
在长剧弃剧率越来越高的当下，剧版《长安的荔枝》的“变形式”改编实在是给自己上难度。
关于剧版《长安的荔枝》的改编思路，主创站在创作角度有自己的解释。
根据该剧导演曹盾的采访，剧版大幅改编的内容其实是作者马伯庸为弥补书中遗憾建议的。
马伯庸认为，如果要做新的艺术形式表达，那就要有新的东西。他写完原著是有遗憾的，二次创作的机会正好把他脑子里想过，但是没放进去的东西又挖出来，然后在这个戏里面呈现出来。
事实上，这正是“短文改长剧”的常见动因。
编剧小辛表示，“当原著中有非常值得深挖的元素，例如人物或特定情节具有延展的可能性，或者原著比较精炼，留白多，本身的故事和节奏通过发散完全可以支撑长剧体量，那就可以进行扩充性改编。”
说起来道理很简单，但改起来操作很困难，而要真正改好更是难上加难。
小辛表示，“原著篇幅不长，制作方、平台、主创团队等对人物或者情节的脑补不同，就会有很多意见和想法，变成‘这样好像也行’、‘那样也不算偏’、‘这个延展也不错’、‘那样设定也挺有意思’，最后可能会改出一个大杂烩。”
编剧桑梓则提到，“小说是主视角跟到尾，主角的故事线通常是完整扎实的，改编成剧集需要扩充时一般就会增加旁支人物的戏份，也容易被吐槽给配角加戏。”
因此，“短文改长剧”也很难避免注水争议。
无独有偶，《九义人》的豆瓣热评里，就有不少网友提到叙事节奏过慢，两万字小说改成二十五集长剧太拖沓的问题；原故事不到一万字的《三大队》改成二十四集长剧，也被质疑强加了很多没必要的支线，反而让追凶主线推进缓慢。
在桑梓看来，剧版《长安的荔枝》改编思路是可以理解的，但它的看点确实跟小说不太一样了，这也是IP改编项目容易出现的变形问题。
但改多少不是重点，能不能改好才是关键，而这还是要交给观众来评判。
比如《长安的荔枝》只在李善德妻子上做了一点修改，将她改为因病去世后以回忆形式穿插出现。把小说中出场不多但高光很足的女性角色写死，这种反市场趋势而行之的改法在观感上自然很难讨喜。
与之相反，《九义人》剧版的上下阕叙事几乎是对原作的打乱重组，但这种有效创新却顺利博得了观众好感。毕竟它的深层内核没变，只是采用了更具悬疑感的形式进行包装。
无论是做何种改编，可见创作者对观众偏好的认知同样重要。
除了创作角度，“短文改长剧”更缺少不了商业方面的考量。
以剧版《长安的荔枝》为例，片方应当也清楚将之从七万字改成三十五集会面临的困难与争议。之所以冒着风险推进到底，或许是因为对于这类项目来说，片方不得不通过拉长集数来提升赚钱的可能性。
根据长剧“按集计价”的售卖惯例，单个项目的集数越多，片方所能获得的版权费会相应越高；对应项目的广告承载空间更大，平台有望获取的广告收益往往也会更多。
从剧版《长安的荔枝》制作来看，恐怕仅服化置景就花费不菲，多拍几集也是在分摊这些成本。
如《长安的荔枝》这样的IP，在小辛看来，“也可能是因为其本身的号召力，被片方认为具备成为‘大项目’乃至‘大体量爆款’的潜质，所以才会进行扩充式改编。”
桑梓觉得，“其实这是一种市场选择行为，本来也无可厚非，大家要做一个精品的大古装肯定要想一想商业回报率的问题。”
只是，这种商业方面的考量也并非没有问题。
桑梓表示，目前市面上主流的现代剧差不多是20—24集，古装或者年代剧则是30—40集，这些集数都是符合各方要求且经过市场验证的长度，很多IP改编剧会直接套在这个模式里进行操作。
至于原作故事更适合怎样的集数，可能并不在制片方的重点考量内。
她提到，“不少制片方买IP时看重的只是一句话梗概或者核心概念，买了后他们就会自行匹配做什么体量的项目更容易获得回报，然后直接找编剧说需求再改编。”
“即使编剧提意见说这个故事实际适合什么样的体量，被采纳的可能性也很低，大家会告诉你，这不是编剧该管的事情。”
不考虑故事适配度而只按照惯例套用集数的操作，显然与长视频平台和影视公司喊出的“内容为王”口号背道而驰，这也是多年来长剧注水泛滥、观众弃剧率高的原因之一。
现今为挽救长剧于水火之中，长视频平台已经在琢磨原先集数的合理性。
早前的精品短剧集是行业支持创新的试验品，承载着长视频平台提升格调的艺术追求，因此并不以盈利为主要考量，每年能够顺利孵化的项目有限。
然而，随着平台的策略调整，一些IP改编剧因“砍集数”要求反而面临着“长文改短剧”的难题，新的行业惯例可能又要“指挥”创作了。
但让长剧集数走向另一种极端，也未必是利于内容创作的改革。
说到底，理想的创作状态应当是让故事本身决定剧集长度，而非让商业模式框定叙事节奏。考虑到剧集的商品属性，集数长短也应当在创作规律与商业考量之间达成平衡，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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